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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尾崎康先生,基于印本实物调查的创新之作

来源:http://www.macanen.com 作者:历史文化 人气:80 发布时间:2019-09-23
摘要: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的中译本于2018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快在中国青年学人圈内引起热烈的关注与讨论。笔者作为一个古籍版本之学的初涉者,在学习宋元版鉴别的过

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的中译本于2018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快在中国青年学人圈内引起热烈的关注与讨论。笔者作为一个古籍版本之学的初涉者,在学习宋元版鉴别的过程中,曾从包括先生在内的日本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获益。现谨就个人浅薄的知见,谈谈对本书的学习体会。

中国传统版本学研究的核心,一在于正经,一在于正史。正经、正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典籍。对这些基础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围绕正经、正史的版本进行的研究,自然是重中之重。

九州体育备用网址,中国传统版本学研究的核心,一在于正经,一在于正史。正经、正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典籍。对这些基础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围绕正经、正史的版本进行的研究,自然是重中之重。

二十世纪正史的整理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张菊生先生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使旧日秘藏之宋元旧本化身千百,普通人也能够读到,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后来点校本《二十四史》多有以百衲本为底本的。这次整理也间接推动了正史版本研究的发展。《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所言,《校史随笔》所载,乃至《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所胪列,沿流讨源,沾溉后人。第二次是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点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时,即提出详细规划,并开始推动实施。但因时局和条件限制,不能实现。真正实施开来,已经是1949年建国以后了,直到七十年代末方完成这一工作。今天读者所参用者,最常见的就是这套点校本。这两次整理各具特色,目的都是为了整理出一个好的读本。两个整理本是二十世纪古籍整理的两个标杆,但都不是最好的榜样。商务印书馆辑印百衲本不无改字,中华书局点校本不以一本为主而各从其是,所改之字,所从之本,今日看来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二十世纪正史的整理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张菊生先生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使旧日秘藏之宋元旧本化身千百,普通人也能够读到,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后来点校本《二十四史》多有以百衲本为底本的。这次整理也间接推动了正史版本研究的发展。《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所言,《校史随笔》所载,乃至《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所胪列,沿流讨源,沾溉后人。第二次是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点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时,即提出详细规划,并开始推动实施。但因时局和条件限制,不能实现。真正实施开来,已经是1949年建国以后了,直到七十年代末方完成这一工作。今天读者所参用者,最常见的就是这套点校本。这两次整理各具特色,目的都是为了整理出一个好的读本。两个整理本是二十世纪古籍整理的两个标杆,但都不是最好的榜样。商务印书馆辑印百衲本不无改字,中华书局点校本不以一本为主而各从其是,所改之字,所从之本,今日看来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本书的日文版1989年由汲古书院出版,内容大致可分为通论与解题两部分。其中通论部分曾经陈捷女士翻译,于1991年以《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为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也是通过该书认识到尾崎先生对于中国宋元版本深厚的研究功力。不过,对于当时刚开始尝试版本实践的笔者而言,先生只是作为一个形象高大的而遥远的业界前辈存在,只知道他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作为助手,随阿部隆一教授赴台湾地区调查中国的宋元刻本,其成果成为后来著名的《中国访书志》(1977年,汲古书院)的内容主体,仅此而已。之后随着笔者实地调查宋元版本的积累增多,先生的形象逐渐清晰。

张菊生先生《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手稿百数十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当年亲历校史的王绍曾先生主持整理出版,可以看出当日校史之苦心。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当时格于形势,提倡校勘记的简约,反对繁琐化,致使大量的校记未能反映在当时的整理成果中。原始校勘记保存至今者,有王仲荦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出校有9100余条之多,而点校本《宋书》出校仅2600余条。《宋书校勘记长编》对《宋书》脱文进行了大规模的校补,但王先生版本意识不够浓,往往只说“一本作某”,未能一一明示所据之本。今覆校诸本,甚至有时没有任何一个版本与之相合,惜不能起王先生于九泉以问究竟了。近年中华书局新出修订点校本《宋书》,对这个“一本”问题,并未指出如何承用王仲荦先生的校勘成果。《二十四史》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仍在路上,整理本只能算一个读本,并非一个定本。点校本屡次重印,每次重印都有或多或少的挖改。山东大学已逝教师朱正义先生所批中华书局第一版的前四史,指摘错讹甚多,复核2010年左右印本,多已剜改。点校本《二十四史》出版后,盛行于世,读正史者甚至校古书者率以此为圭臬,不知点校本之外还有其他旧本,其中不能尽如人意处无法否定。

张菊生先生《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手稿百数十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当年亲历校史的王绍曾先生主持整理出版,可以看出当日校史之苦心。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当时格于形势,提倡校勘记的简约,反对繁琐化,致使大量的校记未能反映在当时的整理成果中。原始校勘记保存至今者,有王仲荦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出校有9100余条之多,而点校本《宋书》出校仅2600余条。《宋书校勘记长编》对《宋书》脱文进行了大规模的校补,但王先生版本意识不够浓,往往只说“一本作某”,未能一一明示所据之本。今覆校诸本,甚至有时没有任何一个版本与之相合,惜不能起王先生于九泉以问究竟了。近年中华书局新出修订点校本《宋书》,对这个“一本”问题,并未指出如何承用王仲荦先生的校勘成果。《二十四史》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仍在路上,整理本只能算一个读本,并非一个定本。点校本屡次重印,每次重印都有或多或少的挖改。山东大学已逝教师朱正义先生所批中华书局第一版的前四史,指摘错讹甚多,复核2010年左右印本,多已剜改。点校本《二十四史》出版后,盛行于世,读正史者甚至校古书者率以此为圭臬,不知点校本之外还有其他旧本,其中不能尽如人意处无法否定。

2013年5月,笔者赴台湾“中央研究院”访问,顺便到“中央图书馆”调查版本,终于感受到与先生贴近的生命体验。笔者所调查的是《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的一部元刻初印本,一部元刻明递修本。这两部书是当年阿部先生及其团队调查并著录过的,全本约为5648叶,二者存在多梯次的复杂修版、补版关系,必须逐叶仔细鉴别,列成表格,撰为笔记,才能理出头绪,舍此别无捷径可走。尽管笔者已可凭目验对每叶的刊版时间迅速作出判断,仍然足足化了10个工作日才完成调查。相信当时阿部先生和尾崎先生调查此书,也需要付出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核对《中国访书志》中此本的记录,其判断基本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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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调”,仅这两部元刻本由1人来做就需要10天,《中国访书志》中对台湾地区宋元本的调查是阿部先生及其团队化了几个暑假完成的,其进展之迅速、鉴别之准确是令人惊讶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使笔者产生一个想法:此项调查之所以得以迅速、高效地完成,或许有尾崎先生的个人因素在。具体来说,也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先生的业务水准,恐怕已经不止是通常认为的简单意义的助手,而是一个在鉴定水平上与阿部隆一教授接近,具备独立开展工作能力的可信赖的合作者。

日本著名学者尾崎康先生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2018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乔秀岩、王铿编译增订本,可以说是近年正史版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今天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正在进行中,《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一书,为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日本著名学者尾崎康先生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2018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乔秀岩、王铿编译增订本,可以说是近年正史版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今天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正在进行中,《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一书,为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正史宋元版之研究》解题部分看,尾崎先生通过实地走访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多家单位,对于正史宋元版进行了以部为单位的细致记录与探讨,形成了鉴别准确度极高的调查报告。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当然有赖于先生对中国古籍版本鉴定的个人天赋与努力,但无可否认,其背后更有几代日本学者前后赓续、薪火相传的扎实积累,以及国家层面对于古版本研究的持续经费支持作为基础。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书志学者已开始有意识地对其国内所藏中国宋元版进行局部或全本的拍照、复制,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可携带的比对资料。阿部隆一教授也进行过相同的工作,并藉此对日藏宋元版作了有效梳理,这是他们后来到台北调查中国宋元版本,并在短时间纠正旧有误鉴的前提条件。这种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是处于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所心向往之而无法企及的。

尾崎康先生1991年应邀在北京大学讲版本学,讲义由陈捷女士译成《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199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个薄薄的小册子,可是胜义纷披,多有发明。其中对《汉书》《后汉书》黄善夫刻本都存在刘元起修板重新刷印本,而不是像以往所认识的黄善夫、刘元起各刊刻有《汉书》《后汉书》,就是一个重要发现。

尾崎康先生1991年应邀在北京大学讲版本学,讲义由陈捷女士译成《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199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个薄薄的小册子,可是胜义纷披,多有发明。其中对《汉书》《后汉书》黄善夫刻本都存在刘元起修板重新刷印本,而不是像以往所认识的黄善夫、刘元起各刊刻有《汉书》《后汉书》,就是一个重要发现。

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尾崎先生的成果只是前辈学者的继轨,或者优良研究条件之下的必然结果。相反,从《正史宋元版之研究》通论部分看,先生此书不仅在局部个案的鉴别上较前人有明显进步,而且以其开阔的视野,清晰的思路,成功地将宋元版本之研究推进到全新的层次。

这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是1989年汲古书院出版的《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的增订汉译本,涵盖了《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这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是1989年汲古书院出版的《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的增订汉译本,涵盖了《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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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研究的任务大概分三个方面:一是版本断代,二是版本源流,三是版本的得失。

版本研究的任务大概分三个方面:一是版本断代,二是版本源流,三是版本的得失。

本书的可贵之一,在于其对北宋至元代出版史文献资料的钩稽、印本排比方法的运用,均以实物调查为依托。笔者读到《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时,对此已有深刻印象。对于宋代出版史文献资料的寻检,中国有宿白先生《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文(见载于《考古学研究》之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数年后经修改,收入作者个人专集《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专门从这一方向切入,搜集史料颇为详备,后来也有其他学者继续这方面的研究。相比而言,尾崎先生的文献研究焦点集中,主要针对目前存世的北宋、南宋刻本正史展开讨论,这些印本均经先生逐部目验,对其载体形态、制作过程均有细致考察,例如本书对传统目录中旧称之“景祐刊三史”的刻工考察(新译本页47-48),南宋前期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新译本页75-78),都较旧说有所进步,是在实物与文献结合的平衡方面做得出色的例子。

在正史版本的断代和源流的梳理上,尾崎康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建立在方法的进步上的。尾崎康抛弃了以往单一研究某一史、某一本的方式,而是系统性地来看正史的版本,发现了正史版刻许多共性的特征和前后嬗变的特有标志。尾崎康综合运用刻工、避讳、版刻字体、前人著录等要素对所经眼宋元版正史典籍进行研究。

在正史版本的断代和源流的梳理上,尾崎康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建立在方法的进步上的。尾崎康抛弃了以往单一研究某一史、某一本的方式,而是系统性地来看正史的版本,发现了正史版刻许多共性的特征和前后嬗变的特有标志。尾崎康综合运用刻工、避讳、版刻字体、前人著录等要素对所经眼宋元版正史典籍进行研究。

又,从具体方法来说,诚如本书编后记所言,先生的版本学,“是在赵万里先生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的”。在赵先生主持的《中国版刻图录》中,使用了依据刻工的考索,结合字体风格差异,推求雕版印本地域特点的方法。上世纪末有中国古代印刷史学者也尝试使用这一方法,从地域角度对版刻进行过类型排比。不过,由于其并没有真正对印本作过逐种的重新覆核,主要利用赵先生的材料与结论,所以无论其引文如何符合规范,表现形式如何多样、如何富于变化,说到底也只是《中国版刻图录》既有成果的重新条理和改头换面而已,无法在研究深度与层次上有所推进。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在做版本研究,还不如说是在做《中国版刻图录》的研究。这种状况的存在,从反面说明尾崎先生亲自逐种进行印本实物调查的必要。

宋板书有具体刊刻年代者甚少,往往需要综合各种因素来确定其刊刻之时段,考避讳即是其中必要的手段之一。当朝皇帝名讳是否回避,这一问题存在争论。日本岛田翰论绍兴覆刻本《毛诗正义》引《礼记》云:所谓卒哭乃讳,生不讳也。尾崎康先引用诸家论述,又举史书避讳情况云:“避讳缺笔,首先要考虑官刻本与坊刻本之差异,官刻本较严谨,坊刻本较疏忽。分时代论之,南宋初期盖因多出覆刻北宋版,缺笔往往至仁宗名讳止,更往后,则高宗讳‘構’字或作‘今上’,或作‘今上御名’者,往往而在。是知今上避讳乃是通例。依此类推,北宋盖亦然,虽北宋刊本稀少,不得以实例论证。”实际上,岛田翰所见绍兴间覆刻北宋本《毛诗正义》,于绍兴时皇帝御名及嫌名亦加规避,如構、搆、觏皆讳,盖岛田翰偶失检也。尾崎康又云:“避讳止供旁证而已。”官刻避讳谨严,坊刻之本则较为随意而不能周遍,避讳对于版刻之断代,只能作为一个参照,而不应作为主要依据,“止供旁证”自是作者甘苦之言。

宋板书有具体刊刻年代者甚少,往往需要综合各种因素来确定其刊刻之时段,考避讳即是其中必要的手段之一。当朝皇帝名讳是否回避,这一问题存在争论。日本岛田翰论绍兴覆刻本《毛诗正义》引《礼记》云:所谓卒哭乃讳,生不讳也。尾崎康先引用诸家论述,又举史书避讳情况云:“避讳缺笔,首先要考虑官刻本与坊刻本之差异,官刻本较严谨,坊刻本较疏忽。分时代论之,南宋初期盖因多出覆刻北宋版,缺笔往往至仁宗名讳止,更往后,则高宗讳‘構’字或作‘今上’,或作‘今上御名’者,往往而在。是知今上避讳乃是通例。依此类推,北宋盖亦然,虽北宋刊本稀少,不得以实例论证。”实际上,岛田翰所见绍兴间覆刻北宋本《毛诗正义》,于绍兴时皇帝御名及嫌名亦加规避,如構、搆、觏皆讳,盖岛田翰偶失检也。尾崎康又云:“避讳止供旁证而已。”官刻避讳谨严,坊刻之本则较为随意而不能周遍,避讳对于版刻之断代,只能作为一个参照,而不应作为主要依据,“止供旁证”自是作者甘苦之言。

本书编译后记提到,先生对于宋版刻工的采录,必须经过自己的鉴定才敢用,“并不是尾崎先生不相信别人,而是鉴定要自己负责。所以读者可以相信本书所述都是尾崎先生认真负责的研究成果,尽管这并不保证所述内容皆精确无误。”以上这段朴实评述包含的分量令笔者动容,正因为先生一贯秉持这样严谨的态度,才会对古书有真切的感受,也才有机会发现为前人所忽略的信息和内容。

尾崎康又利用东禅寺《万寿大藏》、开元寺《毗卢大藏》及思溪《圆觉大藏》及其刻工,为确定宋版史书的刊刻时代提供证据。尾崎康云:“刊记无疑是确定刊刻时代之直接证据。然宋元版不具刊记者居多,或有刊记而非彼时所刻。既无刊记可据,则推论刊行时代,当以分析刻工为最妥。……就北宋末南宋初期而言,《东禅》、《开元》、《思溪》三部大藏经,因大都可确定刊年,而且有大量刻工名,参考价值最大。”特别是利用日本所藏《毗卢藏》、《思溪藏》,利用刻工论旧称北宋景祐刊三史及咸平本《吴书》刊刻时间和地点,较前人多有发明。

尾崎康又利用东禅寺《万寿大藏》、开元寺《毗卢大藏》及思溪《圆觉大藏》及其刻工,为确定宋版史书的刊刻时代提供证据。尾崎康云:“刊记无疑是确定刊刻时代之直接证据。然宋元版不具刊记者居多,或有刊记而非彼时所刻。既无刊记可据,则推论刊行时代,当以分析刻工为最妥。……就北宋末南宋初期而言,《东禅》、《开元》、《思溪》三部大藏经,因大都可确定刊年,而且有大量刻工名,参考价值最大。”特别是利用日本所藏《毗卢藏》、《思溪藏》,利用刻工论旧称北宋景祐刊三史及咸平本《吴书》刊刻时间和地点,较前人多有发明。

用《毗卢藏》刻工论三史刻书时间,首见《中国版刻图录》。《中国版刻图录》云何时何地刻板,尚待后证。日本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则推断为刻于杭州。尾崎康又重检日本所藏《毗卢藏》、《思溪藏》刻工,确定《史记》《汉书》刻于两宋之交,《后汉书》《吴书》当刻于绍兴十年左右。尾崎康补充证据谓刻于福州或杭州为妥当。他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旧称景祐本《后汉书》,与行格截然不同之旧称咸平刊《吴书》之间,居然有十七名刻工名相一致,而且景祐本三史并咸平本《吴书》之刻工又互见于北宋末南宋初开雕之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据此可证此四史之刊刻时间,不在景祐或咸平,而在其后百余年两宋之交。” 这是尾崎康在前人基础上,利用新材料得出的自己的新结论。

用《毗卢藏》刻工论三史刻书时间,首见《中国版刻图录》。《中国版刻图录》云何时何地刻板,尚待后证。日本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则推断为刻于杭州。尾崎康又重检日本所藏《毗卢藏》、《思溪藏》刻工,确定《史记》《汉书》刻于两宋之交,《后汉书》《吴书》当刻于绍兴十年左右。尾崎康补充证据谓刻于福州或杭州为妥当。他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旧称景祐本《后汉书》,与行格截然不同之旧称咸平刊《吴书》之间,居然有十七名刻工名相一致,而且景祐本三史并咸平本《吴书》之刻工又互见于北宋末南宋初开雕之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据此可证此四史之刊刻时间,不在景祐或咸平,而在其后百余年两宋之交。” 这是尾崎康在前人基础上,利用新材料得出的自己的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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